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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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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道文化
时间:12-19  来源:赣江谈道  作者:张维舟  已点击: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他熟悉二十四史,熟悉道、释、儒各家。对道文化尤其有精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借鉴和改造道文化,在哲学、战略策略、团结全民抗战、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美学以及诗词创作等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功,是我们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楷模。毛泽东在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对我们继承传统、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依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道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儒文化和佛文化一道,构筑了中国传统文化大厦。与儒文化相比,道文化似乎不甚高雅,与佛文化相比,道文化似乎又少了些玄思,因而一向不被看重,被看重的是儒文化。但道文化有自身的优势:一,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先民的巫术巫医、鬼神信仰、图腾崇拜,等等,可以说有中华民族就有原始的道家,即道文化。而儒文化则是春秋中后期的产物,一般以孔子为先师。佛文化更晚,它是外来文化,西汉初期从印度传入中国。二,道文化产生于中国民众之中,有广泛的群众性,有鲜明的平民色彩。三,道文化有完整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有朴素的辩证观点,有整体思维观察视觉,有生命自主、关注现实而又超越物质层面的积极大爱的人生态度。所有这些对中国人的哲学观念、思维方法和生活态度都产生积极的影响。可以说道文化早已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

        道家尚“道”,把“道”看成是最大的哲学范畴、最高的信仰和最终的认识追求。道是宇宙本体论、宇宙生成论、宇宙法则论、宇宙认识论和宇宙性质论。道家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什么是宇宙本体论呢?就是说宇宙(无极、太极、无、有、一、虚等)是由对立的两极(阴和阳)构成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这阴阳生成转化就是宇宙生成变化的总规律、总法则(“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朴素的辩证法,是中国人对自然、社会、历史、人生和精神世界的总体把握。人们不难看出它同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极为相似。毛泽东在著名的哲学论文《矛盾论》中结合中国革命对此作了深刻的阐述和必要的引申:

        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毛泽东后来把这种对立统一观点简称为“一分为二”(当然,这也是中国成语)。有趣的是道家太极图就一目了然地标示出“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点。道家不但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是对立两极相反相成发生发展的。而且认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教我们看问题不要片面性,不要绝对化。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谆谆告诫人们:

        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1964年毛泽东在一个重要的讲话中说: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毛泽东还用“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以及“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等古训,说明同样的道理。

        在道家哲学中作为本体论的道,从时间和空间上具有无限性。而“无”总是同“有”相对而言的。任何有中都包含无,而大一统、无边无际、无始无终则是不可穷尽的“有”的集合和概括。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论及人类的认识能力的无限性,和人类在历史发展某一阶段上仍是的局限性的时候说:

        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真理。……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过程也是无穷的。

        从而既批评了不可知论,也批评了认识一次完成论和终极真理论。

        道家哲学中贯彻始终的也是最有价值,最有生命力的还是辩证法,《道德经》中这样的思想比比皆是:

        “有物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倾,音声之相和,前后之相随”、“曲则全,枉则直,窪则盈,弊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大智若愚”、“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者莫之能胜”“不为天下先”“不争之德”“知雄守雌”等等。

        这些论述启示人们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并因势利导,把握时机,促进事物向有利与自己的方面转化。在这个基础上制定自己的策略,“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毛泽东非常赞赏这类充满辩证法的斗争策略思想,在论及战争中所谓“丧失土地”时,他说:“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就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的生意”,反之,“不愿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的许多军事思想,如井冈山时期的十六字诀、解放战争时期的十大军事原则,等等,都体现了这一精神。

        道家中有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和”,“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见素抱朴,守中合真,这同儒家所谓“过犹不及”的中庸相似,就是求得质的稳定性,或者叫把握度的原则,不偏执,不走极端。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致陈伯达的信中谈到这个问题,他说:

        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其中庸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1页)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对统一战线中顽固派斗争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在上个世纪中期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式“团结——批评——团结”等,都体现了这一点。

        “无为而治”是老子《道德经》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道徒们普遍奉行的处世原则。《道德经》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论述。如: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

治大国如烹小鲜。

……

        《庄子》亦有类似的话,如“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等等。

        对此许多人望文生义,自觉或不自觉地作了曲解。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无为”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干,于是这样一个非常深刻而有新意的哲学命题就变得不合逻辑自相矛盾荒诞不经了。

        什么是无为而治呢?这里的“无为”不是说不干事。而是说不干违背客观规律的事,即不违道。这同老子说的“不知常,妄作凶”是一个意思。

        无为而治是建立在对道体正确认识的基础上的。道家认为道既是宇宙的本体,也是宇宙的规律,同时还是宇宙的性质。宇宙的性质是什么呢?无他,就是无私无情,自然而然,清静自守,其变化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全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只能顺从规律,任何轻举妄动,随心所欲,只能把事情弄糟。道家把这种遵循规律办事不但作为原则,还把它提到理论的高度,看作德行,故有“尊道贵得”之说。

        无为而治用于治理国家就是要求统治者顺应民心,奖励生产,轻徭薄赋,不扰民,给百姓休养生息。汉代司马迁把老子的这种思想概括为“清静自正,无为自化”。唐代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一文中借种树“专业户”郭橐驼之口对这个道理做了颇多发挥,实际上是对无为而治作了形象的阐释。人们都知道,历史上汉文帝和汉景帝实行无为而治,取得了“文景之治”,唐朝李世民实现无为而治,取得了“贞观之治”,都是中国历史上的美谈。

        无为而治用于行政党务工作,则要求领导者纵观全局,抓主要矛盾,抓大事,分清轻重缓急,合理分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用最小的代价,争取最好的效益。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运用无为而治的思想指导工作,高瞻远瞩,纵观全局,举重若轻,总结形成了一整套科学有序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论。毛泽东在这方面有不少论述,如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告诫各级干部:

        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就是所谓改造世界。

        工作千头万绪,问题繁冗复杂,现象掩盖本质真假难辨,但抓住这两件事,提纲挈领,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毛泽东关于党的领导和党的工作还有许多指示,他说:党委制是保证党的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重要制度。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就必须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书记要当好‘班长’,就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研究。学会‘弹钢琴’。……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精兵简政’。讲话、演说、写文章和谐决议,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和指示处处闪耀着辩证唯物论的光辉,同时也是无为而治的继承、改造和升华。历史证明这些都是完全行之有效的。毛泽东的论述和指示,作为党的思想建设、党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的理论总结,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并继续发挥作用。

        毛泽东首先是伟大的战略家,从革命全局和战略高度认识和处理问题是他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他取舍、点化和改造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这是他不同一般学人的地方。

        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也是道家始祖,他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和进步作过开拓性的贡献。中国上古的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时代就是从黄帝开始的。黄帝时期是仰韶文化时期,这个时期已有石器、彩陶、指南针、车、船、弓矢、历法、蚕桑、音乐等等。传说中的仓颉造字也在这个时期。汉司马迁《史记  五帝本纪》和西晋葛洪《抱朴子  内篇》等典籍都有黄帝至肃州崆峒山问道于广成子的记载。唐人杨上善所注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太素》也是以黄帝命名的。

        故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把自己看作是黄帝子孙。道家信徒更是把黄帝看作自己的始祖。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旗帜,具有无比强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和亲和力。高处沮水之滨、桥山之巅的轩辕黄帝陵,更是海内外华人的北极星座,每年都有许多同胞不远数万里来这里祭祖,表达对民族列祖列宗的感念之情。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是年毛泽东写了《祭黄帝文》。在这篇高古典雅的祭文中毛泽东尽情讴歌了黄帝无与伦比的辉煌业绩,接着指出在中华民族危亡之秋黄帝子孙的历史使命: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智,光波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

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

以地事故,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

懿维我租,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

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险上,皇天后土。

        这可看作是全民抗战的动员令,远远超过道家文化范畴。但从道家来看,不失其为敬天爱民、慎终追远、遵道贵得、匡扶正义、抵御外辱、正气凛然的雄文。

        1958年12月在武昌举行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对〈三国志张鲁传》写了两个批语,第二次写的作为文件,下发与会人员。毛泽东在这两个批语中,都热情赞扬了包括天师道在内的各类道教中贫苦信众反封建的革命精神,认为《水浒传》第一回“龙虎山的场面”就是极为生动的写照。毛泽东还认为封建社会中贫苦道徒革命的反叛精神,在今天,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以后,必然焕发出极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正如毛泽东在其诗作中写的,“敢叫日月换新天”“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诗意表述,也是迄今为止能见到的毛泽东对道文化的直接评述,弥留珍贵。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和“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诸如此类的命题和表述,可以看作是中国美学的滥觞。这里只说“大音希声”和“大象无形”。它们源于〈道德经〉: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上德若谷,大白若辰,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德若渝,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

        这整段话都是说对立的东西具有统一性,不能割裂开来,只见其一,不见其二,更不能只见现象,不看本质。这里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两个“大”都作完善、尽善尽美讲,意思是说最完善最动听的的音乐往往是微弱甚至听不见的,最生动最悦目的形象恰恰是近乎于无形的图画。这话初听似乎很矛盾,其实包含了深刻的哲理(海明威不是也说:“冰山的七分之一露出海面,这部分是最壮观的”吗?)老子的话在以后各个历史时期被许多思想家、美学家和文学家引申和发挥。〈庄子〉的“天地无言而有大美”〈列子说符〉中的“牝牡驪黄”,三国魏玄学家王弼所谓“得意而忘形,得兔而忘蹄,得鱼而忘荃”,南朝齐绘画理论家谢赫〈古画品录〉“六法”中的“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唐诗歌理论家司空图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唐诗人李白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宋散文家王安石所谓“丹青难写是精神”,南宋文学理论家严羽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金文学家元好问所谓“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所为“境”说,等等,一脉相承,从而形成了意象、神韵、境界为主要特征,以含蓄隽永、自然纯朴、形神兼备、气韵生动为极致的美学理论、美学风格和审美旨趣。

        毛泽东深得其精义,深知其理趣,他的诗词,大都是“在马背上哼成的”,并不刻意求工,却能浑然天成,或含蓄隽永,发人深思,或神采飞扬,令人感奋,或慷慨悲歌,令人扼腕,或传神写意,,耳目一新,无不意象优美,意境高远,回肠荡气。

“战地黄花分外香”、“分田分地真忙”、“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朴实无华,平中见奇;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旗白烟”、“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传神写意,生气勃勃;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有生有色,亦动亦静;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如江河奔腾,大气磅礴;

“子在川上曰,逝者入斯夫”、“人间正道是沧桑”、“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情景交融,含义深远;

 ……

        毛泽东诗词反映的是现代生活,但字里行间充溢着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就中可以感受到骚庄古韵,汉唐气象,令人节击而歌,回味不已。毛泽东认为词有婉约、豪放之分,各有特色,当应兼顾。但他自己的选择是不废婉约,偏于豪放。事实正是这样,文如其人,诗如其人,毛泽东的诗词宏放豪迈,犹如横空出世,雄视古今,席卷天下。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和涵润有直接关系,在这当中道文化影响更不容忽视。

        毛泽东酷爱唐代三李——李白、李贺和李商隐的诗,并深受其影响。清代诗人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这就是说李白的诗把道家的自由精神和屈骚的瑰丽多姿融为一体。李贺和李商隐也是如此。这与毛泽东的军事气质和创作个性十分契合。浪漫主义的情怀、卓然不群的个性、想象飞跃、艺术上独辟蹊径,使毛泽东在中国文学史上找到了“三李”这样的知音

        道文化具有鲜明的平民色彩,“损有余补不足”、“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内则治身长生,外则治国太平”(《太平经》)等观念,“小国寡民”的社会构想,以及对“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无道社会的谴责,等等,都反映了在封建社会里生产力水平低下条件下,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小生产者的愿望,他们的反封建斗争不论采取何种形式,也不论发展到何种程度,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推动了历史前进。

        道家的这些观念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有本质不同,但至少在中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封建这个总目标是一致的,有时可以利用它动员人民反对封建剥削制度的斗争。

        毛泽东一生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一个非常艰难曲折的过程,也是一项浩繁复杂没有止尽的庞大工程。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中的积极因素一样,毛泽东思想也批判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包括道文化。道家的大境界、大智慧、大襟怀、大视角、整体思维、怀疑主义、丰富的辩证法、“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的恢宏气度,等等,都给毛泽东深刻启示,同时对毛泽东特立独行、卓然不群、蔑视现存制度和陈腐教条产生积极影响。这种启示和影响反过来又积极影响整个革命和建设。

        纵观二十世纪,特别是“五四”以来,在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除了毛泽东,还没有谁对道文化自觉辨析,汲取其合理因素,取得这样的成功。特别是毛泽东能在戎马倥偬、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烽火年月对道家文化仔细辨析,择善取之,实属不易。研究毛泽东与道文化,我们得出这样合乎逻辑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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